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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要发挥外来人口积极性

要拓展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途径和方式,加快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对超大城市而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发挥外来人口的积极性。近日,广州市委党校与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联合主办“北上广深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实践”研讨会,就超大城市人口形势与风险防控、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外国人群体的服务管理等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与会专家表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坚持以促进流动人口融合发展为基本导向,不断探索来穗人员全方位融入城市的创新实践,回应现实需求、强化公共服务、引导社会参与、增进文化认同,致力于面向城市未来发展打造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广州样本,为推动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走在全国前列做了先行示范。


北上广深,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要发挥外来人口积极性
 

人口流动新特点为社会治理带来新课题


自上世纪末以来,外来人口大规模向北上广深这些超大城市流动。超大城市相应形成了“低自然增长、高机械增长”的人口发展格局,人口流动呈现出新特点。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教授指出,当前我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正出现从政策性流动到市场化流动,从个体性流动到家族化流动的转向,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总体上呈现出知识化、年轻化的特征。

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党校徐如明副教授认为,外国人的涌入增加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的复杂性。

北京市委党校闫萍副教授表示,超大城市外来人口逐渐形成了“中心就业+郊区居住”的职住分离特征,这种居住特征给城乡接合部社会治理带来难度。

强化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的引导作用


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压力相应增加。目前,超大城市一方面中心城区人口过度聚集,带来运行管理压力,另一方面人口疏解导致城乡接合部人口扩张,同样带来管理压力。

闫萍副教授认为,如何让人口有序流动,减少过度聚集带来的压力,是超大城市人口管理需要回应的问题;超大城市需要针对人口有序流动制定中长期目标,并提出与之配套的城市开发强度阶段性指标,包括地区GDP增速、城镇化速度、公共服务聚集程度等。

广州市委党校李强副教授提出,在政策远景目标上应当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引导,提高来穗人员与城市发展需求的匹配度,使来穗人员有效适应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现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要注重公共服务政策对优化来穗人员结构的引导与支持作用,按照公共服务“生存-健康-尊严”的层次序列,结合来穗人员的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供给规划,以围绕城市发展战略吸纳更多优质人力资源。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促进人的城镇化


打破“新城乡二元结构”,以深入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为导向促进人的城镇化,是走出一条符合我国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的必由之路。

由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黄丽华教授、李强副教授等撰写的研究报告《面向引领型全球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广州经验》指出,广州样本展现的以社会融合为导向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模式升级,代表了我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未来方向。

广州市委党校平思情博士分享了“市-区-镇(街)-村(社)”四级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白云区社区共治议事会等5个案例,展示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创新的广州样本。

深圳市委党校龚建华副教授则通过详实的数据资料对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程度作了测算,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来深务工人员市民化的政策选择,包括:以“年功”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导向机制;以子女教育、住房、职业培训等为重点提供保障性服务;促进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及社区服务模式创新;探索构建输入地和输出地公共服务联动机制。

拓展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式


超大城市要破解流动人口多这一难题,最重要的就是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拓展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式,充分发挥外来人口积极性,共同营造良好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党校唐文玉副教授以上海市徐汇区“滨江建设者之家”为案例介绍了上海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经验。上海针对流动人口大量集聚、行政管理主体分散、人员流动性大、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党群组织覆盖不系统的特征,通过探索建立党组织领导的综合服务站资源,有效整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让流动人口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李强副教授认为,要提高对外来人口的服务管理水平,就要提高大数据应用水平,充分挖掘数据附加价值,要完善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多元化激励机制。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张强教授指出,第二代进城人员已成为超大城市流动人员的主体,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更高,但存在着“知识(能力)贫困”“社会资本贫困”等问题,要化解这些问题,可以考虑从社会保障、社会凝聚、社会融入、社会赋权这四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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